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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政改草方面,與歷代執政者羞於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義利觀,中,首次不避諱的提出,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的公利觀。要求各級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為國家創造財富,則,利即是義”如果僅僅為了個人虛名而不為國家創造財富,即是不義。

在這種思想的搏導下。高拱認為生財是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談》三事,終於厚生。,所以理財乃王政之要務也!

這不僅僅是對宋明理學的非功利主義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號召各級官府,注意經濟生活方面的實際學問,為隆慶朝的經濟復甦和財政緩解做實際的工作。

那具體又是如何去做呢?

與歷代統治者一想到生財,便是,多取於民,不同。高拱認為若想生財,不能只靠壓榨姓以聚斂錢財,而是應當,開財之源,和,節財之流,。

先說節流,高拱認為有“節用,和“儲蓄,組成。所謂,節用”就是朝廷將每年所入算計了,才去支用。凡無益的興作,無名的賞賜,不經的用度,都減省了。這樣不僅可以減輕百姓負擔,還能將這些節省下來的費用,及時用於救災和軍費。

至於“儲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國之大事,的高度,那麼用何種方法進行儲蓄,國家每年的收入應該怎樣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將每年收入均分為四,消費支出佔四分之三,節餘的四分之一用於儲蓄。這樣累計儲蓄三年,就可以達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

順此類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結餘,這樣即使1年不順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備無患,可恃不恐。

那又該怎樣“開財之源,呢?高拱除了傳統的興修水利,限制兼併,還耕於民之外,還給予工商業和金融業以前所未有的定位。之前,“重本抑末,一直是各朝各代所奉行的基本經濟政策,歷來為統治者所推崇。雖然自成化以來,便有不少重視商業的呼聲,然而真正能站在執政地位上,將重商恤商見解”轉變為全國性的實踐經濟政策的,是高拱。他認為,農業關乎國計民生,給予其重視是應該的,但在另一方面,卻不能忽視工商業的發展。

當然,在高拱看來,農業才是立國之本,只要人人有土地”人人勤勞作,國家才能有源源不斷的財富。而其重商思想是在其重農思想之上產生的,他看到了農商之間的根本關係,也就是:商業自古以來就是互通有無的一個行業,如果農業取得了大豐收,但是卻沒有商人這個中介將農產品投放到市場中,那麼農民就不會獲得利益”豐年便與災年無異:如果適逢災年,也可以透過商人,將別處的糧食販運過來,農民用豐年時的獲利購買。這樣看來農業和商業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發展工商業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帶動農業的發展。

至手如何發展工商業”高拱提出首先要提高商人的地位。上疏請求皇帝草除宿弊,不再巧立名目、濫加盤錄,任意壓榨商人,亦不得再暗索商人打點之費,不得刁難欺壓商人。對於和商人進行買賣,朝廷應當按物估價”以市場價格收購,且不得拖欠貨款,即使一時庫中乏銀”也應當從他處挪移,以保護商人的利益。並下詔各衙門”備查先朝官民如何兩便,其法安在,提請而行。

當然,高拱所指的商人,其實是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對於東南那些大商人,大工場主,他並沒有給出評價,也沒有什麼針對性的政策出臺。

具體的財政改草,由張居正操刀,其實嘉靖末年執掌戶部起,他就一直在著力推行中,只是因為其法被徐階、葛守禮、趙貞吉這些當權老臣視為冒進,處處加以阻撓,所以舉步維艱。但是數年下來,也在各方面有了不小的進展,此刻在高拱全面改草的大旗下,自然得以和盤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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