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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理論來分析《桃花庵》的說,也委實有點失之偏頗,因為《桃花庵》所擅長者,並不在於此,而在於“表演”和“唱腔”。但我們也應該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情節和“表演”、“唱腔”間並不是衝突的,像在《玉蜻蜓》中,“表演”和“唱腔”也都很精彩,如何能在發揮戲曲傳統優勢的情況下,竭力消去傳統戲曲的劣勢,使得多方面都得到優秀?才是當今的一部優秀劇作應當考慮的。
而呂效平在他的《戲曲本質論》一書中提出了“現代戲曲”理念 :它是“受‘五四’發端的現代文學的影響,根本改變了古典本質的中國戲曲,在文字形式上,它由情節藝術決定本質,在藝術精神上,它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它表現了作家拒絕奴役的個性化思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玉蜻蜓》是比較接近“現代戲曲”的,而《桃花庵》則是屬於傳統的地方戲。
由於上述兩劇情節結構的差異,也導致了兩劇在人物塑造和主題構建上的差別。在人物塑造方面,不可否認也存在著劇種方面的差異,從整體來說,越劇重在對小生形象的塑造,而豫劇則偏重於旦角,如此一來,越劇自然就塑造出了活生生的申貴生、徐元宰,豫劇則成功塑造出了竇氏、陳妙善,但《玉蜻蜓》中除了申貴生、徐元宰外,王志貞、張雅雲包括徐楊氏也是塑造得十分成功的,豫劇中除了竇氏和妙善外,再沒有可圈可點的人物了,《玉蜻蜓》中的人物給人的印象是鮮活的,無論是重親情勝過仕途的至情至性徐元宰,還是熱心仕途終又吞其苦果的張雅雲,在保證人物活生生的同時也保證了人物的真實性,申貴生身上的缺憾釀成了他的悲劇,也讓觀眾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他的影子,元宰“庵堂認母”內心的怨恨,吐露的是普天下沒得親母撫養的孩子的心聲。這不同於《桃花庵》那裡,《桃花庵》中人物的塑造太講究完美了,如此的結果是讓人覺得是失真了,而且這裡的人物還有“臉譜化”的傾向,像張才的性格就過於單一,這是不符合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的,竇氏在劇中並沒有顯出任何的不是,張才離開家門一碰上妙善就變心,難道他真是一個十惡不赦、不折不扣的“色狼”?實際生活中的人物性格是複雜的、多面的,若是簡單地給人物戴上“至善”或“至惡”的面具,只能使塑造的人物呆板、僵化,引不起觀眾的共鳴。
越劇《玉蜻蜓》從始至終洋溢著人們自然的情感和世俗的觀念、道德之間的衝突,無論是申貴生的“自我輕狂”比之張雅雲的“仕途經濟”,申、王兩人內心的相戀比之他們面前的世俗道德、佛門清規,還是徐元宰和志貞之間的“骨肉親情”和“前程似錦”?都在處處昭示著這樣一種精神,即:人的天性掙脫禮教的束縛後獲得的重生。這個主題是崇高的、偉大的,具有普遍而深遠的現實意義。但在豫劇《桃花庵》卻很難準確提煉出主旨來,它似是在透過塑造受苦的傳統婦女,來昭示她們艱難的韌性和優良的品質,同時對張才那樣的人進行批判。但如果這樣說的話顯得其主旨太具體了,而且是其宣揚的道德本來又是陳舊的東西,很難在當今的社會中獲得認同。
雖然越劇《玉蜻蜓》具有上述種種的優勢,但由於地方戲造成的觀眾的地域性分佈,它並不能夠取代《桃花庵》或者贏得北方絕大多數戲迷的認可,戲曲觀眾一般有著一種深厚的“審美慣性”,聽慣了梆子腔的人不大可能會喜歡上“吳儂軟語”;雖然越劇《玉蜻蜓》的情節具有很大的優勢,但它這個情節卻並不適合豫劇,因為一個表演細膩、委婉,一個粗狂、悲壯;一個是生角主打的戲,一個是旦角主打的戲。所以儘管豫劇《桃花庵》有諸多不盡如意的地方,但它如今還作為一個常演劇目,也說明了它本身的生命力的強大。但從長遠來看,豫劇《桃花庵》就值得深思了,因為它很難吸引新一代的觀眾或者年輕的觀眾,從情節到人物、主題,它都不具備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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