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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真理在張家這邊,而蘇家撫養了蘇寶玉十六年,後來蘇崑為了真理讓此子歸張家,而竇氏此刻的寬容心又展現了出來,念道蘇家年老無子,又撫養了寶玉十六年,要求寶玉繼續留在蘇家,全然不提自己受盡寂寞熬過來十六年目前也是膝下無人,而他張門繼業也需要人來繼承,如此胸懷,也真難為她一個婦道人家了,在由相互爭執變為相互推讓時,狀元公終於按捺不住起來說“孝生身奉養恩兒一人擔承”,瓦解了此間的矛盾衝突。
兩劇的情節差異還表現在細節的處理上,這方面有著劇種風格方面的差異,因為越劇特別擅長對細節的處理,像在這部戲開頭“遊山”中,申貴升對著眼前春色,卻是滿臉愁容,在丟掉玉蜻蜓時,觀眾會產生像沈君卿那樣的疑問:這玉蜻蜓是定情之物,如今人婚三月,因何還在你的身邊?當時雖然沒有解出謎底,但隨著情節的發展,這個就逐漸明瞭了,貴升沒贈雅雲玉蜻蜓,可見他早先就與雅雲不合,並沒有當她是自己真正的“另一半”,所以他見志貞後會一見傾心,如此也洗脫了他與志貞的結合並非只是因“風流”,也塑造了一段悽美的愛情,再加上後來貴升因驚嚇得病致死,便把彈詞中這段“惹是非”、有“淫亂”意味的戀情改變了,也重新塑造了一個傲氣十足、重情重性卻有多病多愁的申貴生。而在《桃花庵》中,雖然其中有意淡化處理這段“孽緣”,但卻並不能消除“淫亂”的意味,劇中張才並沒有顯出與竇氏有什麼不合,只是在出遊中瞥見尼姑妙善貌美,就連哄帶騙得與之結合,但又因過度沉溺之中而英年早逝,這樣雖大大加重了竇氏和妙善命運的悲劇意味,但給人的感受卻並不一定有《玉蜻蜓》那樣強烈,因為相比較而言,申貴生更能貼近觀眾的心,現實生活中張才那樣的畢竟不多,多的是貴升這樣的,而且張才的行為在理論上是可以“避免的”,而貴升這邊卻是無所適從的,張才就是與竇氏終其一生也沒什麼,他要是沒遇到妙善那樣貌美的人可能事情就沒了,但申貴生這邊不同,他是處於兩難境地,他與志貞產生了私情,可又讓人恨不起他來。面對不可改變的命運,處於感情的兩難境地,這些貼近觀眾的生活,也更容易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容易引起“憐憫”與“恐懼”。
而豫劇《桃花庵》中對細節的處理就差強多了,有些地方簡直與理不通,想在竇氏收蘇寶玉為義子時,蘇家父母並不在,一個在街頭讀書的孩子,碰見一個陌生的婦女要收自己為義子,居然不與自己父母商量就答應下來,認完義母再回家稟明父母,這讓人接受不了。再是在“盤姑”中,竇氏為了討妙善的話,可面對一個尼姑,居然在家中擺下酒席,雖說有讓妙善“酒後吐真言”的意味,可那時妙善畢竟還沒有還俗,如此勸解一個出家人飲酒,而且是在兩個婦人之間,也太人接受不了了,這嚴重損害竇氏光輝的形象。
其實,若用西方的戲劇理論來分析中國的戲曲,尤其是像《桃花庵》這樣傳統的地方戲,這種行為本身值得推敲,特別對於情節來說,這一直以來都是傳統地方戲的癥結所在,中國的戲曲不同於西方的戲劇,西方的戲劇從古希臘開始就重視情節,那時也產生了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偉大的理論家,在西方自然主義戲劇顛覆正統戲曲前,情節一直都佔有著重要的地位。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從元雜劇誕生時就注入了中國傳統的“詩化”情結,李漁在他的《閒情偶記》李說:“元人所長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與關目,皆其所短。”雖然在李漁那個“傳奇時代”,情節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尤其是埋伏照應,更是其所長,但當情節和語言起衝突時,以那時的傳統來說,還是會舍情節而取語言,像《牡丹亭》出現時就有那麼多人站出來反對其曲律不嚴。當文人退出戲劇舞臺,以京劇為代表的地方戲興盛起來時,專攻起“表演”和“唱腔”來,情節就更是衰退了,所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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