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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能,在這千鈞繫於一髮之際,“予不得愛身”,榮辱、得失、生死,一概置之度外,挺身而出,毅然“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文天祥“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以浩然正氣,詞爭句奪,顯示出堂堂正使的氣派,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他以自身的尊嚴維護了民族尊嚴,在外交上獲得了顯著成果。但後來形勢逆轉,處境困危,原因是“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於是出現了無可補救的惡果:“予羈縻不得還”。面對變化了的形勢,文天祥變換了策略。他“自度不得脫”,於是取義成仁,所用言詞也隨之變化。“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為逆”。元軍統帥伯顏違背外交常例,無故扣留使者,文天祥據事理痛罵,因而罵得有理。呂師孟叔侄叛國為逆,為虎作倀,文天祥持氣節痛罵,因而罵得痛快。“直前”的動作,“詬”“數”的言詞,使文天祥的凜凜雄姿躍然紙上。文天祥之所以敢於辭鋒犀利地力斥敵人,原因蓋出於“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以死報國,以死殉節。斥敵的言詞以崇高的氣節為前提,崇高的氣節又必然會表現於斥敵的言詞中,二者互為表裡又互為因果。

文章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文天祥從元軍脫逃的經過。元方羈縻了文天祥的身軀,但羈縻不了他的心。當元軍不給文天祥以使臣待遇,撇置一旁時,他“分當引決”;但他“隱忍以行”,原因是他對自己一身維繫整個國家命運的重要性有足夠認識。他審時度勢,隱忍下來,“將以有為也”,揭示了他隱忍行為的目的性。然而,屈是為著求伸。所以,他“至京口,得間奔真州”,一旦尋到機會,就毅然脫逃,企圖聯絡淮東、淮西兩制置使,“約以連兵大舉”。但是淮東制置李庭芝誤認他為元作奸細,幾乎將他殺掉,於是他不避艱險,輾轉逃生。“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這是他逃脫途中情景的逼真寫照。他歷盡千辛萬苦,衝破險隘難關,百折不回,萬死不辭。這是頑強意志的集中表現,也是堅韌毅力的有力顯示。

總之,本文透過文天祥挺身出使之行,威武不屈之概,凌厲斥敵之言,長途越險之舉,憂國憂民之情,周旋應敵之智,表現了這位民族英雄的品格和節操。他的名字雖千載而流傳,他的詩文雖歷世而不朽,其原因正在於此。這也是《〈指南錄〉後序》最鮮明的思想特色。《〈指南錄〉後序》曾經和文天祥的其他詩文激勵過我國曆代反對民族壓迫而英勇奮鬥、獻身的人們,給他們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這篇序文運筆峻削,詳略得宜而又變化多姿。一開始,出使元營的原因交代得了了分明,既粗筆提示又一筆不漏。先談客觀形勢,繼說自己打算,再寫出使赴命,順理成章。說明形勢,既是交代背景,又起烘托作用。兵臨城下,“戰、守、遷皆不及施”,無他途可通,只有談判才是善策,於是帶出了“談”字。朝廷百官怯如雞,惶遽失措,於是隱隱露出了“談”字。“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元方先打出談判旗號,於是正式提出了“談”字。談判是唯一道路,但出面談判的人選又該是誰?這便由勢及事再及人。先交代自己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論身分,非己不可;百官既無膽且無識,要出使,非己莫屬;“眾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這便把文天祥的出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繼之,寫自己的內心打算,最後寫到正式付諸實行。一節文字雖屬簡約,但行文不平不直,步步推進,使文天祥“以資政殿學士行”猶如利箭在弦,必有此舉。敘述出使敵營和乘機逃脫的兩節文字也頗有跌宕起伏的特色。“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形勢有轉機;“不幸”二字驟然逆轉,文勢因之頓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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