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蘇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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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正邪之別。這對照、映襯分見於敵我兩個營壘，出現於不同場合。

其一，在出使匈奴之初，與副使張勝的對照。當蘇武完成了送留漢匈奴使、厚賂單于的任務，正欲歸漢之時，適遇緱王與虞常謀反匈奴的突發事件，副使張勝與虞常有舊，捲入其中。因謀洩事發，虞常被捕，張勝知難於隱瞞，只得告之蘇武。蘇武料此事必牽連自己，有負於國，欲自殺而被張勝、常惠所止。在單于使衛律召蘇武受辭之時，蘇武深責自己屈節辱命，引刀自刺，未死而得救。蘇武傷愈之後，緊接著就是“會論虞常”和再度逼降。虞常被斬，張勝心驚，當衛律“舉劍欲擊”之時，“勝請降”。反觀蘇武，在衛律“復舉劍擬之”的生死關頭，卻是“不動”。作為副使，張勝揹著蘇武行事，置兩國關係於不顧，欲貪功而陷於虞常謀反之事，累及蘇武，在匈奴的威逼之下，貪生請降。而蘇武在得知真情後，首先想到的是“見犯乃死，重負國”，“雖生，何面目以歸漢”，立下竭忠盡節之志，自殺未果，更不為敵方劍刃相加所動。透過與張勝的對照，更可見蘇武以死全節、鎮靜無畏的使臣風度和高貴品質。

其二，在威逼利誘之時，與叛徒衛律的對照。衛律以李延年推薦，出使匈奴，還漢之時，延年因罪全家被捕，衛律逃奔匈奴，被封為丁零王。此次虞常與緱王合謀反叛之事，因涉及張勝，引出“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一幕。在劍斬虞常、張勝請降之後，衛律先是以言相逼：“副有罪，當相坐。”蘇武據理反駁，衛律理屈詞窮，舉劍威脅，蘇武“不動”。威逼不成，衛律轉以利誘來勸降，降之則是“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拒降則是“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但蘇武仍是“不應”。衛律見恬不知恥的現身說法不能奏效，又轉為威脅：“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對這種無恥之尤的言行，蘇武終無法按捺而痛斥衛律。他先是指斥衛律“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的叛變之舉，繼而痛責衛律“反欲鬥兩主，觀禍敗”，“欲令兩國相攻”的陰謀詭計。衛律的驕橫無恥、色厲內荏，蘇武的堅定鎮靜、深明大義，使忠奸之別如同冰炭不能相容。

其三，在以情相勸之時，與降將李陵的對照。李陵不同於衛律，他長於騎射，謙讓下士，漢武帝以其有乃祖李廣之風。陵以五千步卒深入匈奴，殺敗單于所將三萬騎兵，單于又召八萬騎兵攻李陵軍。正當漢軍且戰且退之時，叛徒降匈奴並道出漢軍窘況，致使李陵矢盡糧絕，不得已而降。後來漢武帝派公孫敖領兵入匈奴，迎還李陵，但公孫敖無功而還，將李緒教匈奴為兵誤為李陵，致使李陵全家被殺，只得長留匈奴。李陵與蘇武在漢時俱為侍中，相處素厚。他原來愧見蘇武，受單于之使，以“置酒設樂”之舉與武相見，道明“說足下”之意，和單于“虛心欲相待”的誠心。他先曉之以“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之理，再動之以情，陳述了蘇武出使以來所未知的家庭變故：兄弟屈死、母親亡故，妻子改嫁，子女走失，繼而將心比心，陳述自己初降時的心情，最後又指出漢武帝年事已高、喜怒無常、大臣安危難卜的朝中實況。所說的這些，情理俱在，且陳述委婉，雖心如鐵石亦不能不為所動。但是，蘇武卻置家中命運和個人恩怨於不顧，他所說的“臣事君，猶子事父也”，雖不無愚忠色彩，但為國事甘赴湯鑊，不避斧鉞，“殺身自效”，堅貞不屈，卻閃爍著奪目的思想光芒。在連飲數日之後，仍陳其“必欲降武”，“效死於前”之志，終使李陵讚歎與自責並作，與之泣別。李陵雖有韜略武功之長，但自恃太過，以至兵敗投降。蘇武並無過人之才，卻能在處變置難之時，不負使命，孤忠自誓，大義凜然，這種歷久而不變的節操，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恩怨之上的高貴品德，較之一時的血氣之勇更為難能可貴。在與李陵“喟然嘆”、“泣下霑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