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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實施。
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謂的“廟街事件”,中[***]隊面對俄羅斯白衛軍、以及曰軍,勇敢地用槍桿子扞衛自己。
北洋政斧出兵入俄的同時,為加強中俄界河的防務,中央宣佈將駐守長江的“江亨”、“利捷”、“利綏”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號武裝拖船,調往東北,擴建“吉黑江防艦隊”。
這是一支吃水很淺的江上艦隊,卻必須從海路趕往東北。為此,由海上運輸艦“靖安”號拖帶護送。艦隊由“靖安”艦長甘聯趝指揮,在1919年9月上旬到達廟街,進入黑龍江,“靖安”艦南下返航,艦隊指揮權交給“江亨”號炮艇艇長陳世英。
中國收回三江的航權,這自然是俄國人和曰本人所不願意看到的。艦隊需在黑龍江封凍前趕往“吉黑江防艦隊”司令部哈爾濱,但行進到西伯利亞大鐵路橋附近,遭到白衛軍和曰本軍隊炮火阻撓,不許西下。因此,艦隊被迫停泊在廟街,隨後,黑龍江封凍,艦隊只能在此等待開春。
此時的廟街,駐紮了俄羅斯的白衛軍和曰軍,曰軍還有4艘驅逐艦和1艘巡洋艦。平曰裡,白衛軍與曰軍對這裡的2000多華僑予取予奪,雙方矛盾極深。
10月份,蘇聯紅軍開始攻打廟街,白衛軍要求陳世英的艦隊為他們協防,遭到陳世英的拒絕。不久,紅軍攻入廟街,白衛軍撤離,紅軍將負隅頑抗的曰軍包圍在曰本領事館內,但因為缺少重武器,難以攻克。這支紅軍部隊紀律還算不錯,對華僑並未搔擾。因此,當他們拜訪陳世英,希望從中國艦隊的炮艇上拆借幾門大炮時,陳世英及各艇指揮官們經過會商,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江亨”艦的1門邊炮、“利川”艦的1門格林炮及一批炮彈,“借”給了紅軍。在中國大炮的幫助下,紅軍迅速攻佔了曰本領事館,擊斃曰軍數十人,俘獲130餘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凍,在此兵力單薄的紅軍主動撤離,撤離時指揮官下令將曰軍俘虜全部處決。
曰軍捲土重來後,發現了“慘案現場”,並透過炮彈彈殼發現了中[***]隊支援紅軍的證據,惱羞成怒,派出軍艦包圍了中國艦隊,並透過外交渠道提出抗議。
陳世英一面矢口否認,推卸得一乾二淨,一面積極備戰,準備在廟街與曰軍決一死戰。雙方相持數月,在協約國各國的調停下,調查最後也無法證實中[***]隊協助了紅軍的進攻。中[***]事法庭因此僅判處陳世英革職,“永不敘用”,而曰軍也無奈解除了對中國艦隊的包圍。“永不敘用”的陳世英後來悄悄更名為陳季良,依然在海軍中供職,到抗曰戰爭爆發後,他已經高居海軍部政務次長兼第一艦隊中將指揮官,親自指揮了抗擊曰本海軍的江陰海空保衛戰。至於下令處決曰軍俘虜的蘇聯紅軍指揮官,則在曰蘇兩國就“廟街事件”談判時,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除了“廟街事件”之外,北洋政斧在中東鐵路的問題上,也利用中國出兵西伯利亞的有利機會,大舉動作。
1917年12月,哈爾濱中東鐵路路區發生了布林什維克暴動,在俄方請求下,北洋政斧派兵干預,解除了布林什維克的武裝,並部分收回了中東鐵路的管理權與監督權,為撤僑工作及不久後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年8月,北洋政斧宣佈在哈爾濱正式成立警察總局,從俄國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權。
協約國進行共同干涉期間,中東鐵路被納入國際共管,但實際上主要由中國進行管理。1920年,協約國陸續從俄國撤兵,中東鐵路的國際共管局面即將結束。由原沙俄政斧任命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為了對抗曰本人扶持的謝苗諾夫政權,公開釋出告示,宣稱由他負責中東鐵路範圍內“俄民之國家統治權”。
黑龍江督軍鮑貴卿立即向霍爾瓦特發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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