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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並稱戰國時期兩大顯學。但當時,兩大顯學在實質上卻都未受列國統治者的採用,儒、墨兩家的治國理想在戰國時期都沒有得到實現。其實又何止儒、墨兩家是這般的命運呢?
以焚書坑儒為分界點來說的話,在焚書坑儒之前,百家爭鳴的情況下,並不能系統的去說哪一家的思想更加能受到統治者重視。所以在那之前,哪一家思想的沒落或者說是榮華,並沒有一個明顯的標準和界限。
往後去說,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思想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說明儒家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更好去維護或者說是鞏固封建統治者的利益關係。
漢唐以來直到清朝之前,對墨家的研究幾乎為空白。這與儒、道、法諸家著書眾多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儒家讓人們的思想能夠為當時的政治體制服務。道家讓人們服從於自然,服從於天命,不會去違背當時尊稱為天子的皇帝的命令。法家讓統治者能夠實行一套相對的體制去統治人民。這三家的思想都能夠為統治者所用,可是墨家呢?
首先,墨家代表的是最底層勞動人民的利益,但是墨家所代表的農民階層始終受到各國舊貴族的歧視。
從貴族士大夫的角度看墨家,墨子造車轄、制木鳶,從事於手工業,帶領著他的眾多弟子一同勞動,“重視生產”,以從事勞動為榮,且墨家弟子大多都來自於社會下層。正是由於墨家所代表的這種社會階層,列國貴族士大夫對其多持鄙視態度。例如《貴義》中“墨子南遊於楚”,楚國大夫穆賀說墨子的學說是“賤人所為”,將墨子稱為“賤人”,這裡的大夫穆賀其實也代表了楚王的看法——對於墨家十分的輕視。
這個是立場矛盾的問題,已經觸及到了本質。那麼墨家的主張又怎麼能被採納,進而服務於當時的封建社會的體制制度呢?
我們之前就說過,在古代封建王朝,人民百姓都只是被那些上層統治者們視為“牛馬畜生”,根本就不曾被當做人看過。在那種情況下,墨家站出來維護人民百姓的利益,就好比是一個動物保護愛好者,跳出來和你說,家畜那麼可愛,那麼可憐,為什麼要吃家畜,應該放生。但是我們都知道人不吃肉,身體遲早都要出事的。所以墨家的“兼愛”主張,更多的其實更加像是一個“空想”一個烏托邦的夢。墨家的政治主張太過於“理想化”,得不到支援與實踐,一直處於空想的狀態。
其次,墨家提倡的“非攻”,反對“不義”的兼併戰爭又與新興地主階級產生了矛盾,根本就是有違於“大統一”的趨勢。
最後而在墨家內部,因為“尚同”思想,要求統一行動和觀念,墨家儼然已經類似於宗教團體的存在。在這個宗教組織中,缺乏制度的規範和支撐,鉅子權力過大,缺乏制衡的力量,決策、調令皆出於一人,極容易出現失誤。而決策中的失誤損耗了墨家的力量,加快了墨家衰弱的速度。
加之隨著時代的推移過去,墨家也已經開始在原本的主張上出現了一些偏離,所為的是在激烈變化、動盪的時代謀求生存和實現自身的政治理想。然而就其根本而言,還是因為墨家的學說過於理想化,或者說就是一種空想。
雖然墨家思想有著十分嚴密的邏輯關係,但是其最根本的主張是兼愛,幾乎一切觀點與主張皆由此生髮。可是兼愛的這個觀點太過於理想化,理想到什麼境界呢?到了現在都沒有實現的程度。現在的社會雖然沒有了階級,但是有了階層,而他兼愛的觀點是在沒有階級分化的情況下才能夠去實施的。因此,所有理論觀點的基礎,也就是兼愛本身就過度理想化,又如何能指望由此派生出來的其他觀點,能夠為社會所接受呢?
重視生產,烏托邦空想,宗教專制構成了墨子思想體系的三大支柱,這三大支柱相互滲透,很難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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