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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生存。這在政治史上就表現為王朝迴圈和文明的靜止或停滯。
再沒有比動亂(所謂農民戰爭)推動了歷史進步的理論更顛倒是非的了。
中國的農民造反100%是災民起義,這種動亂正是歷史停滯的原因之一,儘管我們在人類的同情心上對“農民革命”可能表示同情。希望真理和倫理合二為一是方法論上的一個優點,但卻可能是認識論上的一個缺點。
馬克思在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中認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階段。這裡,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即萬人服從於專制君主一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
馬克思這一學說的理論依據是“灌溉假說”。根據“灌溉假說”,大型的公共事業(建設堤壩、運河等)是使東方的農耕變為可能的基礎,為了管理這種大型的事業,“專制君主”即“亞細亞國家”這一組織化的權力是必需的。
馬克思認為,“中國革命”是什麼呢?它是對存在了數千年的“儒家”社會的根本顛覆,是屬於非市民社會範疇的對“儒家”社會的顛覆。大規模農民戰爭的頻繁爆發是中國歷史的主要特點。經常是每隔數十年就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貧困的農民大眾被動員到暴力抵抗運動中。就象過去中國歷史上,人口發展圖表中清楚表現的那樣,這種浩大的農民戰爭每隔200年就會週期性地爆發。而這種農民戰爭分別導致了當時存在的社會秩序的整體性崩潰。同時,這種暴亂經常會損失三分之二以上的生命,這點在所有王朝初期的人口數統計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馬克思認為,這種暴力的農民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儒家”社會結構的必然性。“儒家”社會在“官僚-地主”的支配下,必然導致連人口的百分之十也不到的地主zhan有大多數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少土地和無土地,這種不合理的土地所有關係,導致尖銳的矛盾,導致“中國社會從結構上必然會製造大量的人渣,即可以很容易點燃起義火花的柴禾堆。”
所以,中國社會從來不缺漢奸與叛徒。所以,中國官吏總是對自己的同胞這樣兇殘,對外卻總是卑恭屈膝,老是在內鬥中消耗自己的力量,當外敵來臨時卻無力抵抗。
馬克思指出,在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儒家式社會里,貧困的、失去了生產手段(土地)的農民大眾雖然進行了大規模“有組織的”抵抗運動,給各個王朝原有的支配關係以最後的一擊,但在中國,這種“起義”從沒有產生對生產關係的根本性顛覆,也就是說,這種起義從來沒想著改變社會體制。
我們把層層包裹著真相的面紗除去,就露出了所謂起義的真諦:所有農民“起義”和鬥爭的目的,只是為了新建立一個還是基於“灌溉假說”上的封建王朝。這些人鬧“革命”的本質,就是想支配別人的財產,用自己的王朝代替別人的王朝。至於土改,不過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武裝搶劫而已。它的宗旨是:“你的財產我分配,你不願意我鎮壓。”
在人類已經出現的經濟活動中,如果不計算社會成本的話,可以說“搶劫”的成本最低,利潤最高。這就產生了一種厭惡經濟,一味追求政治的特殊“商業”偏好,經驗告訴人們,政治是最大的經濟,權力是最大的生意。
災亂中最強者即最兇蠻、最狡猾者掠奪的生存資源最多,因此他就是天子。他透過力量取得政權。
在有限的資源被壟斷化以後,與“力量”保持一致是唯一可行並有效的“理性選擇”。個人依附最強大的團體謀取生存特別是依附資源壟斷者以期獲得“分封”或賞賜。這已經是災亂社會的“經濟學”常識。
這種“依附型秩序”強化了力量專政的力量與合法性。這就是為什麼越是經濟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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