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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官營織染局,在成、弘以後,就逐漸衰落了,其規模不要說與蕪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浙一帶的私營染織場,也是遠遠不如;還有制瓷業,民窯發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窯大的多,以青窯為例子,官窯每座燒盤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間青窯每座可燒器皿千餘件。景德鎮的民窯的窯身和每窯產量要比官窯大三四倍。

沈默做過統計,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鎮的三千座窯中,官窯僅有百餘座。崔、周、陳、吳四家民窯的產品暢銷中外,質量更是遠遠超過官窯。

甚至連歷朝歷代嚴格控制的採礦業,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總的看來,明代的礦禁政策,並不是很嚴厲,除金銀外,很早就開放民營;官礦、官冶雖肖起伏,但宣德以後,總是下降的趨勢,正德以後更是迅速衣路,以至大面積停閉。大約只有雲南等少數省份的官礦,仍然堅持運營,但也沒什麼大出息了。

而與此相反,民營鐵業得到迅速發展,蕪湖已逐漸成為民間冶煉中心,專業鍊鐵鋼坊不斷擴大。

如著名的濮萬業鋼坊之類的私營大鋼場,僅蕪湖一地就有十幾家,每一家都生意興隆,負擔著全國半數的鋼鐵供應。

就是禁止民間開採金銀礦,也造成了一紙空文,因為礦區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盜挖幾乎不可能。事實上,‘盜礦’之事,遍及各省。他們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則憑藉勢力佔領官家的礦場,有的更建立武裝公然和官府對抗,比如衢州礦亂,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這種例子並不罕見,在廣東、四川、雲貴等地,比浙江還要厲害得多。

最後,連幾千年來,都被當成重要財政來源的食鹽業,也愈發失去原本的作用。因為作為朝廷的徵稅物件,官鹽的價格大高,銷量日益萎縮,導致徵稅面日益狹窄,當然稅收也相應減少了。這是因為私鹽的衝擊,鹽商靠私鹽買賣謀取暴利,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全國食鹽需求量大約有十八億斤,而官鹽固定行銷量只有五億斤左右,食鹽市場的七成為私鹽獨佔,嚴重影響鹽稅收入。

嘉靖以來,朝廷一直努力採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鹽銷量,以期提高鹽稅收入。可是人不能拿鹽當飯吃,食鹽市場終究有限,價廉具■優的私鹽在市場競爭中勝過價昂質次的官鹽,朝廷的種種努力無不以失敗告終。

上述一切變化的產生,都跟沈默沒什麼關係,如果硬要說扯上,頂多也就是加速了其發展而已。可以說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為皇室和朝廷用度來源的官營經濟已經瀕臨崩潰,完全被民營佔據了絕大部分市場。

可悲的是,蓬勃發展的私營經濟,並不能為大明帶來多少財政收入,因為與宋朝‘每五抽一’的稅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稅一’、甚至‘三十稅一’的商稅實在太低;更無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稅收,偷稅漏稅行為也是到了明目張膽,猖獗已極的地步,可以說朝廷能從中獲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小小小說網手打xxxsw大量的鉅額財富流到那些豪門大族、縉紳富商家中。

歷代皇帝和首輔都想改變這種狀況,但這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已經遍佈朝堂,每每提出還未執俸,朝堂之上便反對聲一片,‘與民爭利’、‘藉機盤剝’的大帽子扣上來,提議者無不被罵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樣的禍胎,甚至被人圍堵唾棄群毆……以至於誰也不敢幫皇帝辦這件事。

結果出現了工商日益興盛,國家愈發貧窮的怪現象,還被一些老學究當作工商誤國的證據。但以沈默的地位和立場,也無法徹底扭轉這一局面,因為歸根結底,他就是工商業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業,絕對會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拋棄,甚至成為他們要消滅的物件。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這樣,如果無法從工商業的發展中獲得能量,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不會改變一一雖然一直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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