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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六篇論述組成的《墨經》,與其他各篇性質不同,其主要內容不是政治倫理學說,而是科學定義和理論,可以使人透過邏輯方式,樹立正確的觀點,反駁錯誤的觀點。
而且墨子的學說,在當時的影響非常巨大,與儒家並稱為儒墨顯學,墨子的邏輯學說也廣為人們接受;反倒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並不是當時最流行的認識學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處於邊緣化地位,甚至由於歷史和政治的原因,在七八百年間幾乎失傳。但此後二者的際遇令人喟嘆,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原因,墨家思想被徹底拋棄,再也沒有能興起,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卻由於中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聖徒阿奎,將其作為他的基督教理論的基礎,它才重新注入了西方文化,並終幸穆剎重視。
從那以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成為了西方哲學和科學的基礎,但這並不能改變,在亞里士多德去世後,兩千多年中沒有人再對邏輯學,做出任何重要貢獻的事實……其波折的經歷,也再次證明了,少數精英對歷史是具有決定性的。
現在沈默默是要藉助這位西聖的力量,來重新喚醒沉睡千年的科學精神。根據他前世的記憶,在西方思想引進後,梁啟超、胡適等學者運用西方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鄉墨經》,才讓世人明白,我們祖先的邏輯和科學思想,在當時的世界有多麼先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複製胡適和梁啟超的方法,顯然比讓墨子的學說重現天日,難度要小得多;但全盤西化不是他的目的,華夏文明也沒有弱勢到被同化的程度;他只是想透過這種方式,使我中國重現先秦之爭鳴,煥發勃勃之生機,獲得無限可能之未來……姑且稱之為▲東方的文藝復興,吧。
當然沈就知道,儒家理學積習已深,人們的觀念不可能因為某些方面的衝擊,而遽然改變;倒是這種舶來的新學說,很可能未發生影響,便消滅無聞。要想避免這種可能,就必須使其披上理學的外衣,取名《名理探》,以理學工具書的畫皮示人只是其一。
沈就又囑咐陳鶴,這本鄉名理探》的措詞用語,必須由其親自擔關,在外國學者將其譯成中文後,陳鶴要再以古代諸子和魏晉玄學術語達辭,為其重新潤色,務必要在不改變真髓的基礎上,使其貼近文人的習慣和喜好。
但他提醒眾人,這絕不意味著,可以含糊其辭、偷換概念,必須反覆琢磨,字斟句酌,必須以‘隻字未妥,含毫幾腐;片言少棘,證解移時,的一絲不苟的翻譯作風,來對待這一部本身就深奧艱澀的哲學著作。
最後他又提出了對這本書的深切厚望,對眾人道:“此學實乃百學之宗,乃訂是非之磨勘,驗真偽之礪石,是萬藝之司衡,靈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義理之啟鑰,為諸學之首需者也。諸君之努力,必為廣開華夏百學之門,隨此書永垂萬世!”
原本陳鶴還想請沈就定一下譯書計劃,現在也不用了,因為根據目前的人力,按照沈就的標準,想把這套大部頭譯出來,最少需要三年時間;這三年裡,整個通譯局都不用幹別的÷0
沈就並不在乎,反而對稱鶴保證,將會再為他增加專業人手,全力以赴打造這套《名理探》!
整個佈置過程中,幾個西方學者十分驚詫於這位年輕大人對西方哲學的稔熟,他們暗暗覺著,這似乎是位聖賢與先知般的人物,心中滿是崇敬之情,所以在沈就問他們話的時候,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沒有絲毫隱瞞。
當把任務佈置完成,沈就突然問那兩個來自英國的學者道:“貴國的女王登基幾年了?”
馬慕東和文光明想了想,道:“女王陛下是西元一五五九年加冕,換算成大明的歷法是……”
“嘉靖三十八年。”還沒等他們算明白,沈就已經有了答案道:“五六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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