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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科舉考試需要本錢,貧家子弟往往因為掏不出盤纏而不得不放棄考試。

這一點趙匡胤也考慮到了。

開寶二年(969),宋太祖下詔:政府還為寒門子弟參加科舉提供經濟資助,發放舉人“券”, 憑“券”可以免費使用官驛的交通工具,還可以在官驛免費住宿。

透過科舉選官,大宋王朝的文官隊伍得到了發展壯大,從中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

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廟堂之上,君臣運籌帷幄,大臣和文官也敢於發表意見;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大宋重文輕武,地方軍隊經常換防,而且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無法再對中央政權造成威脅。地方安定了,國家得到了長治久安。

趙匡胤完善和發展了科舉制度,為寒門子弟、文人士大夫的做官從政,鋪平了道路。使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話變成了現實。

除了造反,科舉成了天下才俊唯一可以翻身的機會。

世上幾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中華大地從此湧現出了千千萬萬個“書香門第”、“翰林世家”,讓無數個貧寒的家庭走向富裕,讓無數的寒門子弟從此可以揚眉吐氣,光宗耀祖。

耕讀為本,忠孝傳家,進士及第,世代簪纓,中華民族文化繁榮大發展,趙匡胤功莫大焉!

◆ 太祖誓碑

為了確保文人治國的基本國策,能夠一直延續下去,得以永久的貫徹執行。

建隆三年(962),趙匡胤命人秘密鐫刻一石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時門鑰封閉甚嚴,誓碑用銷金黃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觀。”

宋太祖趙匡胤規定:太廟之門於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時方可開啟,天子謁廟禮畢,必須進入夾室恭讀碑上的誓詞。

屆時只有一名不識字的小太監跟隨,其餘人員皆遠立於廟庭中,不得窺視。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然後再拜而出。

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洩漏。”群臣及近侍皆不知誓碑所誓何事。

也就是說,誓碑這事搞得很神秘,一般人是根本不知道上面刻的是什麼,它只屬於皇上。

直到靖康之變,東京城被洗劫一空,太廟中祭祀之器被金人席捲而去,大門洞開,有人得以一睹此碑尊顏。

陸游的《避暑漫抄》中記載:誓碑高約七八尺,闊四尺餘,上刻誓詞三行。

一為:柴氏(後周宗室)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二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三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另外,《宋史?曹勳傳》記載,公元1126年,北宋為金所滅,武義大夫曹勳隨徽宗北遷,被扣留在金國,徽宗囑託曹勳日後若能回南方,讓他轉告高宗趙構:“藝祖(宋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不要因為我們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

太祖誓碑是趙匡胤進一步鞏固江山社稷的英明體現,其內容就是大宋王朝所執行的基本國策。

第一條,在善待後周宗室上,大宋歷代皇帝都很認真,賜柴氏鐵券文書。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記有“宋待周後之厚”。

宋太祖登極,遷周恭帝柴宗訓母子於西京,易號鄭王,造週六廟於西京,命周宗正以時祭享,並派官員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

建隆三年(962),遷鄭王柴宗訓至房州(今湖北房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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