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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說過了,而在科舉考試的預設比重裡,第一場四書五經八股文>第二場試論、判語、詔誥表>第三場時務策問。
而經過了這麼多年的考試,這些東西,早就有完整的訓練手冊了。
雖然大明沒有《五年高考三年模擬》,但類似的東西,是不缺的。
譬如詔誥表這些東西,都是有固定模板的,多準備幾套,照著往裡填,你寫的不好不要緊,只是正常得分,拿不了滿分而已,但本來這些涉及到歷史的東西佔比就不高。
至於第三場考的時務策問,在唐宋時代,這是科舉重點之一,可在明代,屬於是考官都懶得看一眼,像是今年甲申科這麼明令重視時務策問的年份,反倒是極其罕見的。
所以在真實的備考條件下,為了節約時間追求效率,考生們對史書內容不太瞭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考的四書五經,裡面的五經雖然是經義,雖然跟經學脫不了干係,可說實話,這時候考的最多的就是《詩》《易》《書》,《禮記》和《春秋》基本不怎麼考,四書五經是要靠八股文的,也不需要考生去了解這裡面的歷史。
因此,要是這些落榜舉子,對於古文、今文學派的歷史淵源一無所知,姜星火也不會很奇怪。
但這裡面的陳姓士子,倒真是愛讀書的,這時候竟然能流暢完整地答出來。
“經學源頭,乃是西漢漢武帝建元五年,施行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設五經博士,以通經作為選拔官員之標準,由此有了經學,而經學分為古文和今文兩派。”
“今文經學是指以當時的文字,也就是漢隸寫成的用來給人閱讀的經文,講求通經致用,使經學它成為治國平天下的工具,同時闡發六經中的微言大義。”
“古文經學則是用先秦篆書寫的經文,是復古派的作品,一開始只是在民間流傳,認為孔子述而不作故此六經皆史,主要研究六經的本意,因為是用篆書寫的,而且先秦各國文字不統一,所以古文經學注重名物考釋、文字訓詁的治學方法。”
這個答案是很標準的,實際上一開始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的區別很簡單,也就是對於現實政治與學術研究的不同偏重上,今文學派更於現實政治,把孔子當做政治家,認為六經是孔子在春秋時期“託古改制”的政治手段,其實說白了,就是透過對經文的解釋來給董仲舒的一系列變法賦予思想和法理上的依據,即“六經注我”。….
而古文學派在最初則是更專注於學術研究,把孔子視為一名史學家,認為六經都是前代留下來的史料,孔子是記錄者,所以才要透過名物考釋、文字訓詁這些方法,以類似考古的手段,來對六經的微言大義進行復原,然後再闡釋出來,即“我注六經”。
“那古文和今文學派後來呢?”
這個眾士子就答不上來了,還是柴車幫忙解圍:“後來,大約是變了味了,都成了漢庭內部鬥爭的工具,譬如西漢末年劉歆大力提倡古文經學,激烈批判今文經學,遂引發了持續兩百多年的古今文之爭王莽就是古文學派的執牛耳者,建立新朝後就將古文經版本的《周禮》立為官學。等到了東漢,則是鄭玄以古文經為主,兼收今文經,重新遍注群經,統一了古文、今文兩大學派。”
姜星火似是有些刨根問底:“再後來呢?經學忽然就沒了嗎?直接過渡到北宋五子的理學了嗎?”
“這”
這次柴車也答不上來了,柴車看了看郭,郭也不知道。
如果姜星火不問的話,其實平常他們好像也不會去想這些問題。
就好像,從三國到北宋這740年的歷史,一直在打的頭破血流,學術思想就像是斷層消失了一樣。
那麼,真的消失了嗎?
當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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