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1章 四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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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姜星火的前世，甲骨文最初的研究歷史可以追朔到明代，當時已經發現了一些甲骨文的文字，但是並無有名的研究者留下記錄，直到清朝中晚期，隨著甲骨文的大量發現，才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研究體系。

這就意味著解釋權在我啊！

非但如此，商朝墓葬，尤其是商紂王的墓葬，對於論戰有著極為重要的特殊意義，眾人都意識到了這件事的重大價值所在。

為什麼商紂王的墓，對論戰有特殊意義？

是因為變法也好，守舊也罷，爭論的核心命題就是：王霸、義利、古今。

這裡不得不提的就是，朱熹代表的理學與陳亮代表的事功之學，在數百年前的那場“王霸義利”之爭，到底爭論的是什麼？

事實上朱熹與陳亮所爭的“王霸”，歸根結底是歷史觀的問題，只不過將歷史觀上升到了政治哲學的高度。

朱熹認為上古時期及至夏商周三代，統治者為聖王，聖王之間以道心相傳，心術純正，所以社會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

而三代之後，由於道心的失傳，所以漢唐的帝王沒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慾，他們所做的仁義之舉，只是恰好與上古聖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舉，因為沒有道心，所以漢唐是“霸道政治”。

其中夏、商、週三代之治作為王道政治，對朱子來說是一種基於孔子的哲學設定、政治理想，或者說，道統。

這種道統，實際上折射了理學想構建的理想政治社會，也就是聖人當政、賢者被用，如此一來則道與勢統一起來，在三代以後的儒者心目中，三代之治最有誘惑之處就在於此。

朱陳的王霸義利之辯的焦點在於，朱熹與陳亮兩人對三代之治歷史評價的不同，以及從中體現的對“道統”的解釋的不同。

而陳亮則認為需要“王霸並用，義利雙行”，陳亮還說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中間也有霸道，王道需要霸道為自己開闢道路，便是所謂的“湯放桀於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

兩人在三代之治歷史觀，也就是“王霸”問題的爭論上，基於此，又引出了更深層次的“義利”之辨。

也就是說，怎麼區分“王道”與“霸道”？

朱熹區分王霸的標準，就在於講仁義還是倡功利，仁義為王道，功利為霸道，他認為三代統治行仁義不計功利，而漢唐統治一切都基於利慾。

而陳亮認為仁義和功利是相輔相成的，利也是義，義要透過利來體現，陳亮指出即便是在三代之治的時期，同樣也是追求功利的，便是所謂“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

那麼關於這個論戰最核心的問題看到這裡，聰明人一定會問了，朱熹憑啥這麼確信，三代之治就是好的？他又不是姜星火這種穿越者，他也沒親眼看過夏商周三代是什麼樣。

答桉是，孔子說的。

孔子在《禮記》中明確表達了因循和弘揚三代治國之道的志向，便是所謂“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周鑑於三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等等。

孟子更是言必稱三代，朱熹以孔孟正統自居，其他孔孟沒解釋的東西他可以縫合、自己解釋，但這種反覆提及、說的清楚的東西，卻是萬萬不能自己解釋的，這是他的學術根基乃至立身之本所在，自然要堅持這一觀點。

所以明白了嗎？

三代之治—王霸之爭—義利之辯。

歸根結底，都在夏商周這“三代”上。

而姚廣孝誤打誤撞，本來是給姜星火挖墳，沒想到把商朝這個上繼夏、下啟周的中間朝代的最後一位帝王的墳給挖出來了，而且還伴隨著大量甲骨文的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