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詩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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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謠、漢、東京二百載、建安、晉、太康、永嘉、江表、義熙、元嘉，直至“方今”的階段；人物有屈原、李陵、班婕妤、班固、三曹、七子、孫綽、許詢、郭璞、劉琨、謝混、謝靈運，直至梁武帝蕭衍等人，把時代與詩人交織在一起，論述詩體的產生、演變、發展、風格上的變化和由歷代著名詩人代表的詩歌主流。其中以“逮”、“始”、“推”、“固是”、“非”、“自”、“從”、“惟有”、“降及”、“爾後”、“迄於”、“爰及”、“先是”、“故知”等發端連線詞值得注意，它們彷彿是一根繩索，不僅貫穿起時代與詩人，表現了作者的評價，且一氣到底，把千年詩史概括殆盡而不給人以重複之感，兼得清剛的文氣和頓挫轉換之妙。

第三闡述了作為新興載體的五言詩形式。四言詩的衰落是因為它“文繁而意少”，五言的興盛是因為這種形式“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是“眾作之有滋味者”。鍾嶸指出：詩的“六義”，其中“賦、比、興”方法仍適用於五言詩。同時，對漢儒賦、比、興的定義又作了新的闡釋。尤其把“興”釋為“文已盡而意有餘”，從吟詠情性和審美的角度去把握，表現出一種新的創造精神。與這種創造精神關聯的是，作為方法論，作詩“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但若專用賦體，又“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故此三義，應“酌而用之”。這是一個重要的創作原則。

第四針對五言詩寫作庸音雜體，越寫越濫的時尚提出批評，表明自己繼承彭城劉士章的初衷寫作《詩品》，為世人樹立準的和理論標準的決心。

作為“上品後序”和“中品後序”，（二）、（三）是前“詩品序”的補充（現已作為廣義的《〈詩品〉序》的一部分）。自“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至“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及“嶸今所錄”至“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應為撰例。上品後序，即（二）主要解釋上品十二人，為何無一齊、梁詩人的原因。在闡明近世詩人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缺點的同時，表明了自己的詩學觀。即：作為抒情的詩歌作品，不同於“經國文符”，“應資博古”；也不類似“撰德駁奏”，“宜窮往烈”，不需要故實和經史，只要“思君如流水”式的直尋和“高臺多悲風”式的即目。“自然英旨”、“直尋”的“真美”——乃是鍾嶸最高的美學理想。中品後序，即（三）主要解釋當代文學巨匠沈約為何僅列於中品的原因。透過對沈約、謝朓、王元長在詩歌音律上“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的做法提出批評的同時，確立了自己詩歌音律美學。末段“陳思贈弟”至“文采之鄧林”，應為全書的贊論或總跋，是“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文心雕龍·頌讚》）的總括之辭。從全書章法結構看，《〈詩品〉序》首論詩歌發生，次述五言詩之綱領，末舉五言詩警策佳篇以示詩界法程，結構謹嚴而論之有序。

與同時人劉勰的《文心雕龍》相比較，除整體上劉勰重視教化，鍾嶸重視抒情；《文心雕龍》理論系統更強而《〈詩品〉序》在美學更有突破創新外，在語言、文風上亦存在很大差異。劉勰論宋初文詠“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對這一傾向語帶微詞，而《文心雕龍》卻正是用“儷采百字之偶”的形式寫成的，且頗有“爭價一句之奇”，“窮力追新”的傾向，文章寫得極為宏麗。鍾嶸也能寫這種漂亮文章，《南史·鍾嶸傳》說鍾嶸做衡陽王元簡記室時，曾作《瑞室頌》旌表居士何胤，“辭甚典麗”。但鍾嶸寫《詩品》，用的卻是長短參差，自由活潑的散文形式。也許他認為理論文章不宜逞弄才藻，逞弄才藻的結果，便使文章有拘忌蹇礙的可能，而清新剛健、靈活自如的散文才更適宜說理，更能與他所標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