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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從中御風體道、斟酌撫琴,真是一派令人嚮往的恬然自適、與世無爭的山林趣味。因此,作者認為唯有身心脫俗,才能避世。
第三段由體物轉入了敘事部分,從“白牛溪裡”到“悠哉川域”。隋朝大儒、作者的兄長王通曾在北山傳經著述,而作者故地重遊,懷有無限感慨。據《新唐書》記載,由於隋文帝不重用王通,因此王通一怒之下“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王通名聲頗盛,學生摩肩、“負笈而相繼”,研討《詩經》和《春秋》等著作,聲勢景象蔚為壯觀。除了文中提到的姚義、薛收,據說唐初許多重臣都出於王通門下,包括溫彥博、杜淹等。王通自比孔子,因此文中也多次將北山講經之地比作孔子講學之地,例如“階庭禮樂”“山似尼丘”“泉疑洙泗”及“門成闕里”等。
可惜的是,王通英年早逝。王績稱其死為“明夷大難”,而明夷卦是易六十四卦中唯一六爻全部呈現凶兆的卦象,由此體現了作者對其切膚的惋惜和深沉的懷念。雖然“講堂猶在,碑石宛然”,但王通早逝,門徒星散,令人“臨故墟而掩抑,指歸途而嘆息”。
綜觀全文,第三段有兩層轉折。第一次是講經盛況和故地荒蕪的對比,形成了隱士生活的強烈反差。第二次是整個第三段與之前兩段的對比,提出了深層次的問題:隱士雖然不做官,而且生活在山野,但他是否應當依然擴大影響,追求名譽,並採取積極入世的態度?行文至此,作者對隱士生活的偏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到第四段才說明了隱士具體應採取的生活方式。
第四段從“憶昔過庭”到“愚公谷中”,作者透過情、景、事的交融,完整地串聯起了前三段的思考。在這一段中,王績無限感嘆家族的不幸,描繪了隱士生活的圖景,為我們展現了自適天然的山林景象。
由於“天未悔禍,遭家不秩”,作者感受到了人事無常,於是決心“養拙辭官,含和保真”。具體而言,作者嚮往的隱士生活體現於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一方面,隱士可以採果摘桃、養花弄草,自足於野餐園蔬,觀賞四季的變化。山林之大,“草漸密而饒獸,樹彌深而足鳥”。因此,作者感嘆“天網何寬,人生豈難”。另一方面,隱士也可以接朋會友、返璞歸真,自得於戒欲齋心,忘卻形骸的拖累。縱心之要,“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因此,作者認為“身與世而相棄,賞隨山而不窮”。
總的來說,這篇長賦具有一些鮮明的特點。首先,作者推崇道家思想。王績自雲“床頭素書三帙:《老》、《莊》及《易》而已”(《答處士馮子華書》),可見作品中撲面而來的清風並非矯揉造作可以成就。而且,賦中引用大量傳說中的隱士、仙物作比喻,讓讀者領略到了深厚的文學素養和高潔的名士情懷。其次,在這篇名作中,作者沒有運用孤僻的字句、生硬的對比、連篇的疊詞,而是用情景交融、時空穿梭的意蘊,為我們展現了樸實無華、生動感人的隱士生活。從風格上看,該作融會貫通了六朝辭賦的主要特色。例如,託物言志是建安文學的特點,清談論道是正始文學的特質,而推崇山水、縱適情懷則是南北朝時期作品的特徵。但六朝奢靡成風、空洞無物的弊病並沒有出現在這篇賦中,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氣格遒健,皆能滌初唐俳偶板滯之習,置於開元、天寶間,弗能別也”。此雖評其詩,亦足移用其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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