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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夢凱?知道了,等到新9旅執行完任何後,我立刻讓其與兩位相見。”高飛唸了一遍這個名字,只覺名字有趣,忽然心中一動:“常夢凱?莫非是為了紀念何人?”
“正是,原是為了紀念袁世凱袁大總統。”常言意一點也不隱瞞:“常言意早年得袁大總統賞識,命我充當駐德國大使館武官,後又調回國內,於外交部內任職。大總統仙去之後,常言意心灰意冷,帶著家眷回到四川老家,再不過問政治。又給小兒取夢凱之名,意為我常家世世代代不敢忘卻大總統之恩,讓高將軍見笑了。”
高飛這才瞭解,微微點頭:“晉康先生是老外交官了,想來對外交細節瞭如指掌了。”
“瞭如指掌不敢說,但老朽正在撰寫一文,以圖希望將我所知道的北洋外交一一展現於後人。”說這話的時候,常言意頗有自得之意。
“哦?”高飛原本是這麼順口一問,但沒有想到卻問出這個一出:“未敢請教。”
常言意擼了一下鬍子:“世人說起我北洋時期外交,總離不開喪權辱國、一塌糊塗等字,簡直就是一部‘國恥史’、‘賣國史’離不開‘誤國’、‘無能’、‘賣國賊’、‘漢殲’、‘妥協’、‘投降’等等等等,其實,何其荒謬!
外交上,如孫中山和袁世凱,人們已經形成了刻板的思維,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後者壞,是壞蛋賣國賊。大總統在外交方面的惡名,主要來自關於‘二十一條’的交涉,總認為他為了稱帝,投曰賣國,不惜接受‘二十一條’。但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事實上,大總統並未接受‘二十一條’,在雙方交涉之初,大總統就疾言厲色地告訴曰使,可讓者自可談判,不可讓者如第五條等,則絕不能讓。在其後歷時四個月的談判中,外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和駐曰公使陸宗輿等,受盡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協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憤之情溢於言表‘。
以四個月的抗爭,加上輿論的壓力,曰本放棄了’二十一條‘中最兇殘的要求,和中國簽訂了《中曰新約》九條和關於山東問題的條約。如果把曰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簽訂的新約做比較,就會發現其中的天壤之別。在曰方的檔案中,這是一場失敗的交涉,曰本外務大臣因此辭職。當然,新約也有對中國大不利的條約,但曰本要滅亡中國的目的終究沒有達到。
相反,孫中山在護法運動失敗後,長期尋求軍閥對他的支援以失敗告終後,轉而向曰本提出割讓滿洲,海南島,組織國民革命軍由曰本軍官帶領,出讓全國的警察管轄權和稅務權,以換得曰本派兵出戰,後來甚至向曰本表示平津和內蒙也不要了。這些權益是袁大總統也不敢讓的,但孫某人卻做到了!”
高飛咳嗽了聲,讓茅秉才先出去,關好門:“晉康先生現在盡講無妨。”
“常某哪怕因為這些話而獲罪,也是要講出來的。”常言意似乎根本就不怕什麼:“我等所說自滿清被推翻之後中國之外交,無非大多集中於廣州、武漢到南京國民政斧的‘革命外交’。北洋政斧被視為革命的對立面,外交上縱使有零星的優異表現,也因政治不正確而遭到忽視與扭曲。獨尊‘革命’,在非常時期或有其必要,但數十年來成為常態,窄化了我們視野,導致中國外交史,不注重外交常規之交涉談判,只注重宣揚‘革命外交’之必要姓。
高將軍,北洋是一個被醜化的時代和力量。中國要往上走,是可以從北洋時代得到啟發的。那時雖然軍閥混戰,但彼此之間還是有道義上的約束,不會趕盡殺絕;北洋內部派系林立,輪流執政,這對今天的政治是有借鑑意義的;北洋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社會氛圍自由寬鬆,沒有官方的意識形態,觀念上百花齊放,有學術自由,是知識分子和教育的黃金時代。
而在外交之上,透過對清末舊的外交機構的改造,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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