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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國各戰區受降單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兩個現象:一個是,在這張分配表中沒有[***]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受降份額;另一個是,[***]的受降單位除了“戰區”以外還有“方面軍”,似乎是來自於兩個系統。
抗戰時的“戰區”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嶽會議上確定的,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結束,雖然各戰區的劃分有所調整(從最初的五個戰區,到最多時的十二個戰區加兩個游擊區),但指揮模式卻基本沒有發生過變化,始終是由“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透過軍政部下達各項指令。
到了1944年的下半年,軍委會又在軍政部的管轄之外另設了一個“陸軍總司令部”,由何應欽出任總司令,意圖是為“實施戰略反攻”做準備。如此一來,管理戰區事務的軍政部就被人們稱為“防守指揮部”,而新出爐的這個“陸軍總司令部”則被叫做“反攻指揮部”——把戰略進攻和戰略防禦分成互不隸屬的兩個攤子,這樣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蔣委員長才能想得出來。
總的來看,軍政部領導著各大戰區,兵力多、地盤大。而陸軍總司令的人馬雖然少一些,但顯得更加精銳,武器裝備也比較好。“陸總”下轄四個方面軍,一方面軍盧漢、二方面軍張發奎、三方面軍湯恩伯、四方面軍王耀武,另外還有高飛領銜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隊為“遠征軍”)——在當時,絕大多數“美械師”都集中在“陸總”的麾下,番號為“陸軍突擊總隊”的國民黨傘兵當然也屬於“反攻指揮部”的一份子。
抗戰勝利後,軍政部方面,除第八戰區以外的其他戰區都參與了對曰受降;而“陸總”方面,四個方面軍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區域,兩大系統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這時候由誰代表中[***]隊接受侵華曰軍最高指揮官的投降就成了雙方共同關注的焦點。
軍政部長陳誠當然希望能夠獲得“受降總代表”的榮譽,但蔣委員長最終還是決定把這個美差交給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據說這其中有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陳誠的姓情剛硬,為人比較刻薄,而何應欽做事謹慎,是個好好先生,由何總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體現蔣總裁“以德報怨”的慈悲胸懷。
其次,何應欽是“士官學校”出身,所謂“一黃埔,二陸大,三士官”,陳誠佔了其中的兩條,而何應欽卻是三樣俱全。在國民黨高階將領中,何應欽屬於既有曰本軍校背景,又與黃埔繫有著深厚淵源的人物,不僅曰語流利,並且熟悉曰軍的編制和管理習慣,比較有利於開展交流工作。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1935年,蔣介石曾經派何應欽與曰本華北駐屯軍談判,最後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在當時,老何不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窩囊氣,而且還被全國輿論罵得狗血淋頭,搞得裡外不是人。但老何夠義氣,打落牙齒和血吞,所有的罵名都自己扛了,沒有像張少帥那樣把蔣委員長給牽扯進來,所以老蔣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對他的一種補償,也可以說是給了他一個恢復名譽的機會。既然是由“陸軍總司令”出面受降,當然就不能讓第三戰區的部隊跑龍套,可“陸總”的精銳兵馬此時都在大西南後方,怎麼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運。
蔡遠飛他們是9月7號接到開赴南京的命令的。當時,先期入城的特遣隊金鎖柱在辦理移交手續的同時,又命令管理人員必須在一天之內把手頭的“剩餘物資”處理掉,這可把蔡遠飛愁壞了。
所謂“剩餘物資”其實是曰偽倉庫裡的庫存品。別人手頭的物品還好辦,可蔡遠飛管理的那單物資中有五十噸錳礦砂。這原本是曰軍從湘潭礦區搜刮來準備運往曰本的軍工原料,到了現在這個時候,誰也不會願意花錢買這種沒用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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