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1章 對沐家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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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這方面發展一下。”

告御狀被一些開明君主當作下情上達、建言立政的重要手段，且被視為一種防微杜漸、平息民怨的治國安邦之道。

但從各代王朝的政治實踐來看，就其整體而言，是反對和壓制進京告狀的，對這樣的行為經常表達出一種消極、規勸甚至是恐嚇的態度，對上訪百姓動輒處以“杖一百”或“充軍”的訓戒和懲罰。

唐太宗李世民時，上書言事者大多希望他親自處理，以防壅蔽。

對此，魏徵的意見是：“此乃不識大體者，州縣之事豈要陛下親自審斷?”

對於大量的“擊登聞鼓”者，唐右金吾將軍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

顯然，，過多的“越訴”會侵犯“下官”的正常職權，打破國家權力運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上”(朝廷)與“下”(地方)關係紊亂。

而朱元章是鼓勵告御狀的，於《大誥》中甚至是號召百姓監督舉報官吏，允許百姓捉拿貪官汙吏，繞過上級行政直接押解到京城告御狀。

《大誥》在頒佈之後確實收到了一定效果，洪武朝的安定和諧與朱元章嚴刑峻法，厲行反腐有直接關係。

只是朱英知道，這樣極端的律法很難持久，不管是在朱元章之前，還是一直延續到後世，如此律法再不曾實施過，僅僅洪武年間的曇花一現。

且對於治理地方來說，也是治標不治本。

圍繞告御狀所形成的百姓、朝廷、地方三者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呈現出一種朝廷與底層民眾共同施壓於地方的格局。

朝廷與底層民眾在與地方官府違法亂紀、官僚主義、欺上瞞下的鬥爭中具有某種利益的一致性。

沒有哪個皇帝希望自己國家的官員都是貪官汙吏，但個人的精力並不能去探明。

在此過程中，朝廷為國家利益和社會正義代表的角色。

百姓與地方的矛盾，經由“進京”被帶到了京師，從而轉變為這些群體與朝廷的矛盾，以及朝廷與地方的權力博弈。

朝廷既需要透過上訪這種渠道監督和震懾地方官員、使之不敢肆無忌憚，也需要地方官員的擁護和支援，透過加強地方在處理上訪問題上的作用與功能，使之承擔更多的責任而減輕朝廷的壓力。

只不過朱元章現在給告御狀的百姓的權力太大了，使得地方上的政權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

如果在一些事務上，官府不能讓百姓滿意，那麼就能透過‘告御狀’來威脅甚至是敲打官府。

目前地方上一些官府來花錢了事，為自己的烏紗帽妥協百姓很是常見。

如此下去也影響到了政權通行。

所以朱英打算就這個方面，進行改善。

不管是什麼權力，一旦失去了束縛，都會變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