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初到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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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初到幽州

我來自現代，我常常帶著沉重的使命去拷問歷史——為什麼中國近現代數百年間停滯不前，落後捱打，為什麼西方人在短短的幾百年間突飛猛進的發展，富國強兵。

最近，我豁然開朗，原來，這一切都是不同的法理文化開出的不同花朵。

重新解讀紛繁複雜的歷史，我發現中國始終存在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法律文化，西方人認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中國人卻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說，你的財產我分配，你不願意我鎮壓（暴力拆遷，源出於此）；西方人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國的儒家文化卻認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西方人認為法的本質是公平正義，中國的政治家卻習慣了“法即是刑”的理念。

反映到法律宣傳上，我們的法律宣傳是這樣的：“你不準幹什麼什麼，否則，法律將對你如何如何”；而西方式法律宣傳是這樣的：“你有權幹什麼什麼，如果別人侵犯了你的權力，你可依法對他如何如何”。

這兩種不用的法律文明結出不同的果實，當然造成了我們那個時代不同的結果。

既然明白了這一切，我就不願再讓悲劇重複，我要讓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官員，百姓，甚至宗教人士）納入到法律的管理之下，儒家認為一個人的德性夠了，就可以治國了，這以德治國不過是個笑話，誰來管理治國者的德性哪——只有法律，法才是至高無上的。我要以宗教來管理人心，約束人的道德，以法律來約束人的行為規範。這樣一來，即使是宗教，也套上了籠頭。

光和五年三月（公元182年），我們經過20天的討論，終於確立了一系列基本的律法及政府架構。當然，它離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還相差太遠，但只要有了最高宗旨，它會不斷的完善自我，我們有足夠的時間等待。

會上決定，高堂隆為我們的第一個首相，高山當大司刑，我兼任大司令，我手下學生已開始組建都督處、軍機處。

會議結束後，高山立即去青州籌備轉運流民，同時他還要在10天內拿出完整的商業發展戰略。周毅開始著手設立各類學校，並籌備我們3年後的第一次科舉工作。尹東則受命建立各級宗教機構，並組織人手編寫完整的宗教教典，設立神學院。我抽身出來，帶領飽受管亥摧殘的500士卒動身前往幽州治所。

路上，一件小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出發時，為了補償士卒們受到的摧殘，我發給了士卒一些銅錢，這些銅錢都是我們私下鑄造的，完全仿照漢朝銅錢的樣式。沒想到，這種錢幣大受商家的歡迎，士兵們找零換回了各式各樣的銅錢。我一時好奇，要過幾枚銅幣看了看，它們多數是大漢朝廷所鑄，但顏色不一，大小不一，厚薄不一，居然找不出兩枚完全一樣的錢幣。

詢問之下，我才知道，大漢此時銅錢貶值，各地私鑄的銅錢氾濫，雖然私錢都採用漢朝廷銅錢的樣式，但含銅量各不相同，其中以大漢朝廷的銅幣含銅量最低，所以其他銅幣就可以公然流通。

同時，各種銅幣間兌換率也不統一，甚至只相隔一個城鎮，兌換率也大有差別。我們的銅幣由於含銅量高，所以大受歡迎。

這讓我想起歷史，西漢從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一共鑄造銅錢二百八十“億萬”，280億萬就是2800億。東漢的銅錢流通量多，於王莽末年的大亂以後，經過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漢少得多。但是，漢和帝以後的當權之人，一方面連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錢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窮奢極侈，不懂得什麼叫做量入為出，更不懂得什麼叫做“平衡國家收支”。他們貪圖鑄錢的方便：用少數的銅，鑄多量的錢。於是越鑄越多，造成銅錢大量貶值。

看來，我們這次會議，疏忽了幣值統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