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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國民政府提出的和談請求,日本方面表現的並不是很積極,甚至拒絕讓汪精衛擔任和談大使。
宇垣在答覆國民政府的信件是這樣說的:“由先生與汪兆銘出面處於第一線,則需慎重考慮。在貴國人士心目中,一聽說張群或汪兆銘,會當即認為是親日派巨頭。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銘在交涉前列對話,很容易談攏。但貴國國民卻會譴責這是親日派乾的,他們賣國求榮,反而使交涉陷於不利。”
同時,宇垣指名要“與日本關係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出面交涉,隨即便有了後面的談判。
其實從這裡就能看得出來,汪精衛早就和日本人勾勾搭搭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時刻還想著汪精衛,想要保護他。因此前段時間汪偽政權的成立也不是一日之寒了,而是早有預謀的。
同年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談判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與行政院秘書喬輔三之間在香港舉行“預備會議”的形式進行。
這次交涉日本宇垣外相對中國方面提出了六個要求:承認滿洲獨立華北、內蒙劃為‘特殊地區’對日賠償經濟合作,共同開發資源在某些地區駐兵中國接受日本顧問或其他指導者。
由於當時武漢會戰煙雲正急,所以國民政府急切謀求妥協,因此對於日軍提出的要求國民政府經過慎重考慮之後,在“滿洲獨立”問題上對日本做出從無先例的大讓步:同意在內蒙設定特殊地區,而關於接受顧問,共同開發資源也是可以的,幾乎全盤接受了日本人的條件。
只不過孔祥熙又從中國的國內局勢提出了一些請求:“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例如,首先設定領事,凡屬經濟問題由領事間解決。如遇眾多政治問題,領事解決不了,接下來再派公使或大使。同時在華北設定特殊地區不適宜,中國無力支付對日賠款。”
其實國民政府已經做出了最大的讓步,但是最後又日本試圖以“蔣下野”作為中國政府“屈服的條件”之一。經過雙方的多次會晤,最終日本要求“蔣下野”是這次交涉的焦點問題,也是難於達成妥協的癥結。
為了促成這次和談,國民政府甚至提出一個退讓方案:“由孔祥熙本人以行政院院長負全責而辭職,至少在履行條約完畢之前,蔣先生依然居於其原有的地位。”
可是,日本方面斷然拒絕。
為了達成妥協,孔祥熙答應乘日本軍艦親自赴長崎與宇垣外相直接會晤。
最後,日本陸軍強硬派板垣徵四郎、東條英機堅持要“蔣下野”,並以成立“興亞院”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辭職,最終這次談判無疾而終。
第三次談判是發生在去年,當時重慶方面出於戰事的考慮,直接指揮復興社杜石山與日本萱野長知、小川平吉之間在香港進行談判。
三月中旬,柳雲龍、杜石山、萱野長知在香港大酒店350號房間開始交涉。
柳雲龍提出如下條件:平等互讓;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日本)撤兵;簽訂防共協定;中國贊成經濟合作;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對滿洲另行協定。
隨後,日本前鐵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參加談判,但日本方面對柳雲龍的條件不予置理。
而後小川平吉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即要求蔣將“容共抗日”改為“排共親日”,首先討伐八路軍,然後實行區域性停戰,同時開始“和平交涉”。
這個“先決問題”是在八路軍等抗日力量日益壯大的情況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將“討共”作為日蔣妥協的基礎。這是此次香港交涉內容與以前和談的明顯不同之處。杜石山將小川所提首先討共的“先決問題”報告在港督促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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