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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戰略是,”沈默的聲音在會議室中迴盪:“東線採取守勢,中線積極防禦,全力在西線取得突破!”說著他手中的指揮棒,落在了地圖中的黃河幾字彎上。那裡便是‘天下黃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區……
他這堅定的一指,登時讓滿室眾將血脈賁張、呼吸粗重起來。那是‘復套’啊!這世上沒有什麼,比這兩個字更能讓大明人血脈賁張了!
河套,就是指黃河三面環繞的地帶,因為形似套而得名。該地區由於靠近黃河,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千里沃野、宜農宜牧,乃是整個西北難得的富饒之地。更重要的是,此地北與浩瀚的蒙古高原一河之隔,南倚中原內地,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乃中原政權與遊牧民族必爭之地。
如果中原政權佔據此地,則三面阻河,敵難入寇,而我易防守,如此可以最小的代價穩固兩千裡西北邊境,使甘陝內地不惹刀兵。但如果被遊牧民族佔據了河套,則兩千裡邊境洞開,敵騎來去自如,而我軍無險可守,疲於奔命,也無法阻擋其內侵。
所以自古以來,河套地區就是遊牧民族和漢民族間相互征伐的主戰場。毫不誇張的說,河套的得失,關係到明王朝的安危存亡。
元滅明興之際,太祖朱元璋反覆遣兵掃蕩,始將蒙古勢力逐出黃河,趕往漠北。為了加強對此地的控制,太祖置東勝衛於河外,並置豐州、雲川、興和、鎮虜、玉林等衛,皆駐有重兵,用以環衛河套,構成一扞禦蒙古南下的堅固防線。大明駐兵東勝,因河為守,使榆林、延綏諸邊不被兵革之禍者,垂六十年。
毋庸置疑,東勝衛的設立,曾有效地抑制了蒙古渡河入套。然而在靖難之役中,部分蒙古部落支援朱棣,屢立戰功。在奪取天下後,朱棣主動輟東勝以就延綏,將防線後撤數百里以表謝意。
在當時朱棣看來,蒙古人已經被打成了孫子,自己想怎麼就怎麼,卻沒想到這對自己的不肖子孫來說,失去了河套之險後,便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先天就陷入了戰略被動。起先,二祖餘威尚在,蒙古人還不敢南渡黃河,直到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後,東勝落於也先之手。迫於形勢,明朝將大同以西之玉林、雲川等衛盡行內撤,黃河以北遮蔽全失,失去了阻遏蒙古部落進入河套的最後屏障。
至是,套中六七千裡沃壤盡歸蒙古。外險盡失,寧夏屯卒反備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蒙古諸部乃乘虛而入,開始大規模進駐河套,又以河套為依託四出攻掠,使明朝北部邊防全線吃緊,陝西邊患殆無虛日,八郡之民疲於奔命,大明邊事遂無可救藥……所以‘東勝之不守,藩籬自撤,大為失策。以至河套不復、無險可守,日事幹戈百有餘年。’這已經是大明婦孺皆知的共識,克復河套也成了幾代大明君臣的畢生夙願。
到了成化年間,在大學士李賢的支援下,總制關中軍務的王越複議搜套復東勝,以圖大舉,廷議從之。後朝廷又三遣大將出師,直到成化九年秋,王越以輕騎襲‘套寇’於紅鹽池,擒斬千餘級,盡燒其廬帳而還。受此打擊,套內北元諸部皆渡河北去,邊患稍息。
但是,這種狀況僅維持了二十年左右。弘治年間,韃靼部一代英主達延汗,即明人稱之為‘小王子’統一蒙古各部,勢力大增,復擁眾入河套駐牧。在其指揮策動下,蒙古各部聲勢大漲,頻頻入寇大明,官軍面對如此強勁的對手,只能顧此失彼,疲於應付,跟本無法阻止蒙古諸部的入犯。
到了武宗正德年間,大明起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寧夏、延綏、甘涼軍務,於是楊一清請復守東勝,主張‘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千里沃壤,歸我耕牧,則陝右猶可息肩。’然而楊一清剛剛扭轉了戰爭的被動局面時,卻因忤劉瑾遭罷,其議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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