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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部門
s1(當期預算約束):c1=w1-t1-b
s2(跨期預算約束):c2=w2+(1+r)b-t2
國家部門
s1(當期預算約束):G1=Nt1+Nb
s2(跨期預算約束):G2=Nt2-N(1+r)b
然後用拉格朗日乘數法,來解經濟主體的效用最大化問題,得出了Foc(一階條件),也就是。
c2=β(1+r)c1
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最基礎,也是入門級的經濟模型,又被稱為“李嘉圖等價”。
是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的第十七章中表述的論點:政府無論選用一次性總付稅,還是發行公債,來為政府籌措資金,均不會影響消費和投資。
同時,“李嘉圖等價”在凱恩斯主義思潮泛起、消退後,依舊起到了歷久彌新的效用,也成為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研究政府債務,尤其是現代財政結構具有類似於“道”的標誌性意義。
地面上奇奇怪怪的數字和符號,兩人自然是看不懂的。
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依據自己的本能或經驗,提出質疑。
“效果肯定不一樣。”朱高煦用很淳樸的道理解答說:“加稅,農民會起來造反的。”
姜星火點點頭,又看向‘秋先生’。
夏原吉眉頭擰緊,他隱約意識到,問題似乎並沒有朱高煦說的那麼簡單。
誰都知道加稅會造反,問題的核心在於,國債為什麼能跟加稅掛上鉤?
這不由地讓夏原吉有些忐忑了起來,別是大明國債操作錯了?
“你覺得呢?”
“我覺得還是不一樣的,肯定不是加稅會造反這麼簡單,但是一時半會兒這個關隘在哪,我暫時也想不透。”夏原吉誠實道。
姜星火乾脆說道:“我舉個例子,你們來理解看看對不對。”
“國家徵稅和國家借款(大明國債)在邏輯上是不是相同的?”
“假定大明的人口達到峰值狀態,由於人地矛盾的原因,人口總量很難繼續增長,那麼可以視為不隨時間而變化。”
“【假設】大明決定對每個人減少現行稅收(一次性總付稅)100文銅錢,由此造成的財政收入的減少,透過向每個人發行100文大明國債的形式來彌補(再假定大明國債期限為一年,年利息率為5%),以保證大明的財政支出規模不會發生變化。”
姜星火提問道:“那麼減稅後的第二年,如果大明依舊決定保持收支平衡,會發生什麼?”
夏原吉似乎領悟到了一些東西,他答道:“減稅後的第二年,如果依舊決定保持收支平衡,為償付大明國債本息,大明必須向每個人增課105文銅錢的稅收。”
姜星火微微頷首,繼續說道。
“面對稅收在時間上的調整,納稅的百姓,如果他\/她【絕對理性】,是否可以用增加儲蓄的方式來應付下一期增加的稅收?”
“實際上,完全可以將國家因減稅而發行的價值100文銅錢的大明國債加上5%的利息,作為應付政府為償付國債本息而增課稅收105文銅錢的支出。”
“這樣,納稅百姓原有的消費方式並不會發生變化。”
朱高煦已經開始“媽媽生的”,夏原吉眼眸卻有些發亮。
“同樣的道理,如果大明國債的期限為若干年,結果是一樣的。因為大明國債的持有者可以一手從政府手中獲得債券利息,另一手又將這些債券的本金和利息用以支付為償還債券本息而徵收的更高的稅收。在這種情況下,用舉債替代稅收,不會影響即期和未來的消費,等價定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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